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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酝酿“变身” 会以更好形式出现

  过去几个月,全球化的未来成为一个热议话题。人人都在谈论新冠疫情过后的世界中,全球化究竟会继续深化还是止步不前。

  过去几个月,全球化的未来成为一个热议话题。人人都在谈论新冠疫情过后的世界中,全球化究竟会继续深化还是止步不前。

  基于我的观察以及在线上和意大利国内外的同事进行的讨论,多数人认为全球化将会倒退,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将逐渐减弱。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倒退,它可能以一种更好的形式出现。

  全球化可分为三个维度

  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流动

  我将全球化分解为三个维度:一、人员的流动;二、货物的流动;三、服务的流动。每一个维度之内还可以做更细的分解,比如划分成不同的行业。

  显然,三种流动所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是不同的。人员流动最有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播和感染。按照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在疫情暴发前全世界大概有2.5亿人是在世界各地流动的。然而在疫情蔓延后,政府间、企业间、研究机构和大学等的人员跨境流动严重受限,国际客运航班60%以上停运,即便感染率R值低于1的国家也严格实施入境隔离政策。所以人员流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非常大。

  货物流动的风险次之,由于病毒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几个小时乃至几天,货物交易时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比如在一艘开往欧洲、航程40天的集装箱船上,人们会假设货物已没有被污染的风险,但考虑到船上还有船员,物流的传播风险还是难以预料。

  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恐惧将逐渐消失,国际贸易中的货物流通(至少跨洋流通)将重回正轨。当然,前提是实体经济中的供需恢复到疫情危机前的水平,因为我们必须始终正视摆在面前的双重问题:生命健康与经济发展,新冠疫情后的社会重启必须平衡这两方面的需要。

  服务业是一个大的类别,其中还包括许多子类别,它们受疫情和经济需求的影响是不同的。一方面,过去三个月中我们见证了社交媒体、视频下载、在线研讨会、线上教学、视频游戏和电子图书等事物方兴未艾,而且在疫情过后还将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其他类型的服务,例如航空、运输、旅游、餐饮、酒吧、娱乐场所等,则受到社交距离管控措施的约束。由于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谁都不太愿意与许多陌生人在同一个地方呆上几个小时,这对餐饮和旅游行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由于需求的降低,大多数线下服务业暂停了海外扩张计划,努力撑过2020年成了这些企业的首要目标。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是货物还是服务的流通,最终都要回归于人员的流动,货物需要部分人员的流动来实现物流的完成,服务需要人员的流动来带动需求。在我看来,全球化归根结底还是人的流动,这一点如果不能实现,我们就必然面临全球化的危机。

  损益问题不能孤立看待

  需要放在整个价值链中

  该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未来呢?我认为,对于全球化的趋势问题无法做出简单的回答。

  在全球化的三个维度中,人员的流动将减少,货物的流动将有一定程度的减缓,而无需物理接触就能传递的数字内容将日益重要。也许在短期内,意料之中的人流减少标志着全球化程度的降低,以人际交往为核心的旅游和娱乐业将受到打击。一些相关行业也会随之受挫,比如通常仅在面对面会议和社交过程中进行的商业交易,毕竟网络会议无法像面对面交往那样联络感情。因此,金融界的并购和相关会计与法律服务可能会减少。这说起来颇为有趣,编写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不需要碰面,但那些阅读和分析这些报告的人——投资银行家和首席执行官们,则是非见面不可的。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全球化降低使得一些活动受挫或受益,在分析这些活动类型时不能孤立看待,而是需要将它们置于所属的整个价值链中。即便价值链中的一环断裂,其他环节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哪怕它们作为个体依然具有可以存活的属性。因此,这些环节可能不会消亡,而是需要将自己投入到其他生产过程中,在这些过程中的所有环节都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全球化已经深深嵌入日常生活中,而我们对此还未完全意识到。我们越是探寻这个问题,其深刻性就越是凸显,所得到的答案也越有趣,这就好像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著名的“为什么”访谈中所说的一样。费曼在访谈中强调,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引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并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全球化“万能”神话破灭

  进入新时代将披上新衣

  然而,全球化能解决一切问题的“神话”,可能已破灭。

  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全球化可能已经失去了它在20世纪90年代所享有的能解决世上一切问题的神秘光环。那时,全球化被视为解决收入不公平和社会不公等问题的方案。它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这些目标,但它也制造出了其他问题,如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收入差距拉大、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等。我认为随着全球化开始受到质疑,今后人们会带着更多谨慎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

  过去,全球化涉及的主要是贸易、完成联合国发展目标等争议性相对较低、全球民众大多支持的议题。而在今天,全球化开始触及更有争议性的话题,如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等。这些发展带来的对未知的恐惧确实能制造某种壁垒,部分国家的注意力也转向内部,首先致力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过去5至10年在许多国家崛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反映的就是这一倾向。国家安全又成为决策者考虑的问题,他们设立各种审查机制来防止外国公司对本国资产进行掠夺性质的并购。全球化因此正面临着卫生、金融、国家安全和技术等方面的一系列新挑战。

  但我依然保持乐观,因为我相信全球化的一些根本理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和思考方式中,其程度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高。它几乎已成为人们下意识的行为模式,也已经是绝大多数的商业模式的基础概念。例如,现在要制造一台呼吸机,事实上是由来自几十个国家的零部件一起组成,如果要提到呼吸机的产量,必须要有全球的合作和贸易。因而即便全球化短期内可能受挫,但全球化不会消失,而是会改变形式,以新的形态蓬勃发展。随着我们进入新的时代,全球化也将披上新衣。

  西方可选择“中国+”策略

  “一带一路”具有重要作用

  最后,我想加入地理的维度。世界上那些尚未参与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90年代未能跟上步伐的地区,现在有机会重新融入世界。其中,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能对中亚和非洲国家融入全球化发挥关键作用。

  最近,新冠疫情暴发使得部分国家开始重新考虑中国是否应该继续成为全球工业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因为西方买家发现自己过于依赖单一供应商。因此,近来我们听到一些要求降低全球化程度的呼吁,办法是将目前在中国生产的某些产品转移到西方国家生产。简而言之,许多西方国家认为全球供应链可能会发生单点故障,当对口罩、呼吸机等商品需求很高时,即使中国方面有持续供货的良好意愿,全球制造业也无法应对这种需求激增。

  但我持一种更加积极的观点。西方国家如果想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可以选择“中国+”策略,为诸如中亚和非洲等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做出贡献,而不是将制造业转移到西方国家,因为这样做困难重重,成本高昂。这正是我认为“一带一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将中国制造业的一部分转移到世界上其他需要以此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这些地区实际上可以充当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角色,成为世界工厂,这样它们也能走上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

  这对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公司可以根据自身技术与亚洲或非洲的当地伙伴展开合作,这些技术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能源项目、运输和制造业等,这正是非洲所需要的。

  过去两百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和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发达国家。而在今天,我认为发达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为世界带来稳定和公平,并提供西方世界所缺乏的经济增长契机。这也将是全球化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

  作者: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前副部长、经济学家 杰拉奇

  曾庆捷 译 【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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